旁听章培恒先生讲中国文学史

文/萧楼

昨晚，在《文汇报》上读到复旦师生追忆章培恒先生的长篇报道，意识到可能是章培恒先生逝世了。 无弹出广告文本小说站仔细阅读全文，知道事情果然。还是有些意外，心里是说出不清楚的感受。在报道的下面，有一篇横条的讣告，是复旦出的，日期是6月8日。讣告上说，章培恒先生于6月7日零时22分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章培恒先生生前说，不举行任何的仪式。读了报道，又知道章培恒先生生前从不接受学生的礼物，做主编就亲自主编，不挂羊头卖狗肉，又敢于直言不讳，这样的学者，在当下，应该少见。

读完报道以后，我就想写一点关于章培恒先生的记念，一直没有确切的题目。原来想用《遥祭章培恒先生》为题，用这个题目是有道理的。我知道章培恒先生，是旁听章培恒先生的课，当时只知道他是位普通的教授，听了他两年讲文学史，我两年都听的半途而废。听课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屈指算算，有20来年了，用“遥祭”大概可以，一是想远远的祭奠先生，因为我与先生不熟；一是想祭奠遥远的逝去了的那段美好的日子。

最后还是用了“旁听”来做题目，我以为这是最确切的。

现在推算，应该是87年前后，我在复旦旁听。我们中学的班主任孙松鹤先生当时在复旦化学系任办公室主任，孙先生是特殊时期下放来我们中学的，特殊时期结束以后，又回到复旦。与孙先生一起来我们中学后来又回复旦的，还有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倪世雄先生，倪世雄先生当时教我们外语，他自己将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译成英文教我们传唱。孙先生知道我要在复旦听课，给我准备了一厚本的复旦总课表，我那时一周只有一天的课，不用每天去学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逗留在复旦校园内。

想想还是有些可悲，而立之年，我没能立起来，只能以旁听生的资格在复旦听课。但那个时光，现在想来，依旧美好，我还是非常的追念那个逝去的美好时光。

听章培恒先生的课，是在复旦第一还是第三教学楼底楼的阶梯教室里，这个阶梯教室的方位我现在依旧清晰的记得，复旦大门进去以后，是往左边的中文系、新闻系的方向，这个教学楼紧挨原来的化学系大楼。当时，复旦南面的新图书馆楼还没有建造，中文系还在紧挨邯郸路上的两层小楼，新闻系再进去一些，在原复旦西南角的拐角处，也是两层的小楼。

我老大不小的坐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中间，有百十号人在听章培恒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坐在这些孩子间，几次课听下来，发现他们对文学史知识一知半解，知道他们可能是新进复旦的中文系学生，很有些嫉妒与羡慕他们。

章培恒先生进来了，走上讲台，衣冠整洁，头发也理得相当齐整，好像是拎着一只公文包，记不确切了。章培恒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学史》当时还没有写出，他讲课用的教材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先生讲课的特色是，介绍各家的观点，然后再亮出自己的观点，他用刘大杰先生的著作作为教材，并不都同意刘大杰先生的观点，我以为，这是科学的做学问的方法，同时也对我们研读古人作品有所启发。

章培恒先生讲课时有个口头禅，几句话停顿中间喜欢加上个“这个”，我当时很有些不习惯，现在想来，那时对先生极其不恭，我在听课的间隙，无聊的数着，先生一节课下来，用了多少个“这个”。

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章培恒先生讲课的风貌姿态很有些像鲁迅，连他的板书也像。昨天读到报道以后，才知道，章先生早期是研究鲁迅的。

讲课间隙，章培恒先生也谈起洪?，谈起明清文学，在讲上古文学的时候。后来我知道，章先生还是洪?研究的专家。

我有两个学年的开学的时候伴着新来的中文系学生听章培恒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后来不在复旦听课了，在书店看到章培恒先生整理的书籍，在福州路的古籍书店里，我看到章培恒先生在日本讲学的间隙，在日本的图书馆，用照相机一页一页拍下的《三言两拍》，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章先生拍下的影印出了木刻本的《三言》，是没有被删节过的。这又使我很敬佩章先生做学问的认真与恒韧。这是我在《三言》的后记中读到的有关章先生的故事。

章培恒先生后来自己撰写主编《中国文学史》，是与骆玉明教授合作主编的。这本书一出版，我第一时间就购买了，记得先后出了两个版本，我都买下了，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是章先生的粉丝。

昨日的祭奠报道，说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又将面世，我等着去购读。据说，先生在华山医院的病榻上，抱着重病，审读完了全部的书稿，我对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昨日的报道题目是《斯人已去，斯文长存》，我想，先生不仅是著作长存，先生做学问的精神也将永远的存活于我们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