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捞足了钱，也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攥了一大把的实权，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通常的情况是，下面的人造谣言，上面的人听谣言。古长书知道，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被提拔为常务县长，进常委，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分管工业。原因是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因为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分管工业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赤裸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非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一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就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做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是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有权力，能干事，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用他们的能干和权力为自己办事。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力，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

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为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

怎么处理这些钱？古长书颇费了一番踌躇。他没有告诉左小莉，女人对财富有种天生的向往，怕她不懂事拿着用了。左小莉平时偷偷搞点家教，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如果告诉她有人送钱上门，她也许就求之不得了。古长书也没告诉顾晓你，怕她说你不要就给我呀。他当然更不敢告诉贺建军了，怕他说你上台就收钱呀。左思右想，他让政府办公室给他买了个保险柜，把他收到的那些信封保存起来。一般五百元以下的，他就随手抽着用了。这都是节假日机关单位送的礼金，或搞活动别人给的红包。五百元以上的他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想看个究竟，当一任常务副县长到底能收多少钱。如果说权力能量化、能折合成现金的话，他就能得知一个县长价值几何了。

权力变大了，职位变高了，古长书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也变了。没当常委时，他能够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清闲下来就好好写文章，一当常委就不一样了，时刻都有人找他，他被莫名其妙地包围和纠缠着，好像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着他，许多时间都耗费在务虚上了。他希望尽快从这里面抽身出来。所以，当他亲手所抓的山野菜第一批产品出来不久，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推销工作中。他就是要把这个企业扶上马送一程，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扎扎实实地干事情。

古长书从来不像别的领导那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大会小会讲得天花乱坠，然后便是灰心，再然后便是失望。伟大目标制定之日，就是生产计划破产之时。古长书喜欢给自己定最低目标，一步步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抓山野菜，当初只想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产品一出来，很快就在本地超市铺开了，上架后反应不俗。于是他就打起了大算盘，把山野菜往外面推。深圳是他最初闯荡过的地方，他以前的老板黄骏就在那里做公司。他带着厂长和推销科长，随身托运了两吨山野菜，直下深圳了。

古长书到深圳是下午三点，黄骏自己开着车到车站去接他们。因为古长书托运了两吨山野菜，黄骏安排专人在货运室提货。黄骏接待古长书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热情，他提前安排好了下榻宾馆，提前预订了酒席。他手下的人早已在桌上等候他们了。

一进餐厅，黄骏拉着古长书的手，对他下面的部门经理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同学，以前是我的助手，给我打工的人，现在已是常务副县长了。在我手下，能干好事情的人很多。可同样的事情让古长书干，他不仅能干好，而且能干得与众不同。”

几句话把古长书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都站起来要给古长书敬酒，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包围着。但古长书非常明白黄骏的用意，黄骏是个聪明人，一方面他是要给足古长书的面子，一方面他要趁机教训一下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显示他自己的重要。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给他打工的人是有出息的。让他们好好干事，都会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