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我从学校回到了南昌。晚上去了哥哥家，得知省建一公司组织的招工考试，在明天就要去参加。哥哥带我到了他单位的工区领导家，了解了考试的具体情况。

十二月十二日早上，我骑自行车来到招工考试的地点，是在省建机修厂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午考了数学、物理科目，试题比较容易，自觉很顺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考场上很乱，监考人员根本就不会去管。有一位坐在我后面的女孩子，很随便、很主动跟我核对答案，并表现出不一般的亲近，给我留有一定的好感。可惜，后来我们再没有见到面。

十二月十六日，我接到家里的来信，要我在单位上作好鉴定表现，并于十八日赶回南昌体检。我立即去所部，找到党办主任李**，向他说明情况。李主任让我自己写了一张鉴定，盖好了党委办公室的公章。

十二月十八日，我来到省建工局职工医院，体检进行得都很顺利，医生几乎没有作什么检查，就在上面填写合格，就连胸部照光部分，也是一样。

惟独在外科的一位女医生有些例外，硬要我脱得精光，细细地检查。这位女医生的年纪又不算大，约30岁左右，让我觉得很是难堪。但没有办法，要经过这一关，只得按她的要求去做。

诊疗室的门是关着的，只有我和这位女医生在房间里。当我把最后一条短裤退下时，她又伸手过来，毫无顾忌地要掏我那东西。我本然地向里弯了一下，很是害羞，这宝物，还从来没有让异性这样看过，哪好意思给她去碰。

这时，这位女医生看我那样子，也没再过分，只是说我的思想太保守了。她让我转过身，看了看臀部，然后跟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在我体检单上，写了个合格。

体检算是全部合格了，当天上午，我即把体检表送去了我哥哥那里。下午，哥哥把我的鉴定和体检表，送去了单位。

晚上，却带来了我最可怕的消息，哥哥的单位没有批准他的病退，被打下来了。这样，我顶替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了，这给了我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

哥哥说，他在木偶剧团帮宋团长做事时，认识了一个剧协的，刚从下面钓上来，你也是学会的，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把你也给调上来。

说着，哥哥便带我去中山路的一家旅社，找到了这位剧作家。哥哥跟他介绍了我，他解释说，地理学会与剧协不搭架，再说科协和剧协只是学术和艺术团体，都不是单位实体，不可能调得成。

这个晚上，我是在极其痛苦的精神折磨下度过的，真恨不得大声向苍天疾呼：“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无情地捉弄我？！”

我不甘心如此，在极其困难之时，人是应该有点拼劲的。我拉下这可悲的一幕，开始了自己独自的探索。

到市属中学不大可能，我还只是农业单位的以工代干，不属于干部编制。如果厂办学校呢？同样会受到影响，因为我还只是农工编制，就连到城市国营企业当工人，也受到编制的影响。

我想到了省建工局子弟中学，我是作为该局的职工子弟下放的，为什么不可以向该局提出要求？何况在我下放时，该局就承诺两年后可把我们调回来。我和局子弟中学教地理的杨老师，通过市里的教研活动认识，关系也比较好。

十二月十九日晚上，我向省建工局子弟中学的杨老师，试发出一封委婉的求援信，希望他能够帮忙推荐，争取调到他们学校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上午，我去了省建工局子弟中学，学校就在建工局大院的办公楼后。在进建工局大院时，当年欢送我们下放鲤鱼洲农场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感概万千。

那个时候送我下放的同学，不少也陆续下放到了各地，可他们现在，通过上大学、参军或顶替、招工等，都已经回到了城市。而我呢，到现在还在农场子弟学校教着书，既不让我考大学，又不让我去修学习提高，前途茫茫，心情格外的沉重。

省建工局子弟学校的规模，也不怎大。在学校办公楼的二楼，我找到了杨老师的办公室，可他却不在。其他老师告诉我说，杨老师这时可能还在家里，并把他家的楼号告诉了我。

杨老师的家不远，就在学校旁一栋楼房的一楼。他见我来了，很是热情，泡茶坐定，聊了起来。

我见茶杯上有东乡中学的字样，便问其故。

“我原来是在东乡中学，调到这里也不久。本是教生物的，现调在这里，改了行教地理，而且该校现在还缺地理老师。”他告诉我说。

这是我到这里来，得到的意外收获。我说明来意后，杨老师说，他已经跟学校作了推荐。他还带我一起，去见了他们学校的余校长。

在校长办公室，通过杨老师的介绍，余校长表态说可以要，但要和学校的书记商量，这位书记不在，要到下午才能来学校。

下午，我再去了建工局子弟学校。那位书记已经听余校长讲了我的事情，他回复我说：“这件事情要通过局里，我们学校没有人事权。”

这样，事情几乎又变得绝望了。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只有去尽白分之百的努力。目前的处境，逼得我不得不去这样做，想想自己的命运，叫我实在难以死心。

经过与我哥哥商量，我于深夜写好了给杨老师的又一封信，把自己的一切都向他交了底，着重说明我是由建工局下放的，希望他能帮我办到由学校直接出面，向省建工局打出需要我的报告，然后寄给我或我家里。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在学校里，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建工局学校的回音，也不知家里有没有消息。在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能早日解除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

想想自己的一切，带来的总是无限的伤感。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我本人所应该的是如此不相称，觉得似乎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动弹不得。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回到家后，仍没有得到省建工局子弟中学的来信，便准备在元旦时，去杨老师家一趟，看看调动的事情是否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