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屋工地的活儿很快就要结束了。杨三贵他们建的房子，已经开始出售了，楼房上面拉着巨大的横幅：最后一片未被工业化的净土，准现楼出售。售楼部的房子可真漂亮，外面的那样根大柱贴了金纸，玻璃门，售楼的女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职业裙，细细的高跟鞋。总会有人往售楼部里面溜，一看就知道他们也是外来人口，兜里面有了一点钱，想在广东扎根了，所以得买房子。杨三贵他们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总会朝售楼部那边望一下。建这个小区的房子，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现在房子待售了，他们的戏也就要演完了，该退场了。杨三贵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教他们读过一首诗，是描写那些建设者的，他还记得几句：哪儿需要我们/就在哪儿住下/一顶顶帐篷/是我们流动的家//荒原最早的住户/野地最早的人家/我们到了那儿/就激起了喧哗。回想起来，读这首诗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差，老师要求学生背课文，他总是背不出来。这首诗呢，因为很简单，他就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他倒没有心思去仔细钻研这首诗的意境，一个在泥巴堆里面挣扎了二十来年，如今又在钢筋水泥堆挣扎了好几个年头的中年农民工，他的思想很简单：挣钱回去供孩子上学。跟了老陈这些年，他也明白，做他们这一行的，不可能永远呆在同一个地方干活儿。这里的房子建好了，他们就得去下一个地方，老陈在哪儿接到了活儿，他就跟到哪里去。其实，就在十里屋工地的时候，河南那边的包工头想挖他过去，他没有答应。一则因为杨三贵这个人很讲义气，当初他来广东，找不到挣钱的地方的时候，是老陈收留了他，而且给了他学习的机会，他才能从一个小工，慢慢地成为一个大工，做了师傅。二呢，做建筑这行，大都以省为单位群居。他一个重庆人，扎到河南人的堆里去，干了活儿，人家不给他钱就走人了，他一个人势单力薄的，上哪儿要工钱去？还是和自己省里的人一块儿干活好，平时大家有个照应，也不愁钱会跑掉。

老陈这段时间很少来工地，即使偶尔来一下，在工地上呆不了半个小时，突然电话响了，他就立即走了。不用问就知道，他在联系活儿。这里的活儿快完了，那些建筑工人们的心里头比老陈心里头更急。听老陈的小舅子说，最近老陈跑了很多个工地，不仅仅只是东莞这边，就连广州、深圳那边他也去过了。还听说，做建筑这行，深圳广州那边的工价比东莞这边高，老陈想带着大家伙儿往深圳去干活儿，挣更多的钱。对于杨三贵他们这一群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来说，去哪里干活并不重要，虽然听说深圳很美很繁华，但是他们这些建筑工人，基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这个繁华的世界。不过，队伍里面的几个年轻后生，一听说去深圳，却高兴得要命。深圳是特区，据说成为百万富翁的可能性比在东莞高多了，说不定自己去了深圳，某一天就发了。老陈不在工地的时候，工地就让他的小舅子看着，反正这边也没有大事情了，全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就算他一连几天都不过来，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工地上，其他地方的工人，陆续撤离了，他们居住过的工棚，也被推土机推掉了，只有杨三贵他们的红砖房，还屹立在一片楼房旁边，不过他们的红砖房外墙上，已经用黑色的油漆喷上了一连串的“拆”字。看到这个“拆”字，他们倒是有一些伤感。虽然住在这间红砖房里面并不舒服，夏天热冬天冷，可是在这里呆久了，就和它有了感情。不过，那些准备把这些建筑工人一块砖一包水泥建起来的楼房卖出去的地产商，还有那些即将入住新楼盘的人，他们可对这间红砖房没有感情，他们巴不得这里快点拆了。这间破破烂烂的红砖房太碍眼了。

做完了最后一天活儿。老陈来了一下，对工人们说，下一站，是深圳关外。终于要去深圳了。他还告诉他们，搬家的车子要两天以后才到，让这些工人帮着把工具收拾一下，把行李打包了，在工棚里面休息一下，等车子来了就好走。安排好这些，老陈特地留给张金花几百块钱，说工人们建这儿的房子辛苦了，休息的两天，他掏钱就大家好好地打牙祭，因为一到深圳那边，他们就得上工干活儿呢。一听说到深圳就有活儿干，这帮工人一个个高兴得乐开了花，有事情做了，这两天他们当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休息了。